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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彩票2023-01-31 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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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 | 桑德施奈德:动辄质疑中国“渗透”为何暴露了西方的不自信?******

  执政十六年后,德国总理默克尔终谢幕,朔尔茨正式接棒。“后默克尔时代”的中德与中欧关系通向何方?中美关系历经波折,德国和欧洲又该如何自处?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日前邀请德国慕尼黑东方基金会主席、慕尼黑孔子学院理事约翰娜·帕拉特与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和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围绕上述议题展开对话。桑德施奈德表示,以一种指手画脚的方式指责中国,或者一味地说中国没有达到西方的期待,都不是建设性地处理对华关系的方式。他不仅反对制裁,更针对“对华脱钩”指出,任何一国倘若陷入同中国的持续对抗之中,都不会符合其自身的利益,各方都将从中受害。

  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Prof. Dr. EberhardSandschneider)是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曾任德国外交协会研究所所长、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系主任、德国联邦安全政策研究院咨询委员。现为柏林自由大学荣休教授、“柏林全球顾问”咨询公司合伙人。约翰娜·帕拉特(Johanna Poellath)女士是慕尼黑东方基金会主席、慕尼黑孔子学院理事。

资料图:朔尔茨(左)和默克尔。资料图:朔尔茨(左)和默克尔。

  以下是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桑德施奈德: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他近年出版的著作里讨论了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这实际上在全球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的崛起其实是一个完全正常的过程,试想当一个国家有着14亿人口和如此广阔的面积,且在40年时间里年平均经济增速达到两位数时,那么在40年后,没有人会对其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和军事能力感到惊讶。

  任何一国倘若陷入同中国的持续对抗之中,都不会符合其自身的利益,我们都将从中受害。始于特朗普、被拜登所承袭的一个“魔咒”是“脱钩”,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相互解除联系。这种做法将令德国企业陷入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二选一”困境——究竟应该专注于中美哪一个市场?因为制裁而不得不疏远哪个市场?因此,如何妥善处理对华关系,是关系到德国企业生死存亡的问题。

  最近一些日子里,当考虑到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地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同中国谈论“价值体系”又该从何谈起?在这些地方,我们试图通过武力将西方的价值体系贯彻到政治当中,最终却以惨败告终。这些事件令人惋惜的结果是,与中国对西方的批评相比,西方自己对自身价值体系造成的破坏要大得多。这就是西方“价值观外交”的陷阱,我们的公信力严重受损。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中美双方近期改善关系的尝试?这对中德和中欧关系意味着什么?

  桑德施奈德:对话本身就已经很重要,对于避免军事摩擦很重要。中美之间的对峙状态并未消失,但双方已经开启了对话,这是较长时间以来的首个积极信号,因此非常重要。

2021年10月28日,第400家德企签约落户江苏太仓。太仓市委宣传部供图2021年10月28日,第400家德企签约落户江苏太仓。太仓市委宣传部供图

  帕拉特:一方面,中国已是一个德国和欧洲绕不开的全球经济大国;另一方面,西方在人权和价值观等问题上对中国有着强烈的指责。德国如何能够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下仍维持良好的对外政策?

  桑德施奈德:我不会以一种指手画脚的方式给中国提出建议,不会一味地说“中国没有做我们期待他做的事情”,而是试着为中国的政策提出建议,让中国能够做得更符合自身利益。

  中国可以从美国那里得到的启示是,应该经受得住一部分批评,同时以建设性的态度应对这些批评,至于另一部分批评,应当反击时当然就要反击。但总的来说,承受批评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必须要习惯的事情。

  另一方面,西方又应该如何改善其对华政策呢?首先,我对中国有超过40年的观察,我们最大的问题出在预期管理。我的一些美国同行40年来都没有改变过他们的做法。而当发现中国没有“照办”,他们的反应当然是愤怒,甚至有一些沮丧。不管西方喜不喜欢,或者觉得是否达到其预期值,中国去维护其自身利益都是完全正当的一种权利。这就意味着预期管理是西方处理与中国关系时的一大挑战。

  第二个问题则是对华政策的内政化。当政治人物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盗窃技术”“市场准入”等时,很容易在其国内博得叫好声,但这却与其批评的内容没有联系。我们并没有付出和中国的体量相称的努力去理解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也就造成了我们围绕中国的讨论所具有的特点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傲慢。我们认为我们的价值体系和政治体系对中国也是适用的,但中国并不接受这一套。在中国国内政治的语境下,西方多年以来的这种傲慢让人想起了历史上曾遭受的屈辱。

  如果要寻找到一个概念,其能够简要地概括一种多维度、而不是非黑即白的对华政策的话,我想引用我十分尊敬的德国前驻华大使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的话,他对中国有着非凡的理解——“平等而充满尊重的对话”。除了对话,没有其它选项。制裁是备选项吗?我想不出西方出于各种理由对中国实施的制裁中,有哪一次最终达到了其最初设想的目的。

  德国和中国明年将迎来建交五十周年。1972年时,没有人想象得到,德中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能够达到近几年的水平。希望最终来自于双方的善意,来自于相互学习的意愿,这样方能成功化解棘手的挑战。

  帕拉特:为何西方很多人担心“随着中国在全球的经济扩张,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增长”,您认为这一影响力有多强?西方民主现在需要被“保卫”吗?

  桑德施奈德:民主当然需要保卫,但是保卫民主时需要更加自信。要说明这一问题,围绕孔子学院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据称中国正试图“向西方社会施加巨大影响”,孔子学院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潜水艇”之一。这么说真的对吗?好吧,或许可以说,“孔子学院被赋予的使命是向世界展示一个正面的中国形象”。但这是中国独有的做法吗?并不是。德国的歌德学院在做什么?德国的各大政治基金会又在做什么?德国发展援助机构GIZ做的又是什么呢?

  一个国家试着尽可能去展示其正面形象——这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最正常不过的一种做法了。美国这么做,欧洲也这么做,现在中国也在这么做。我们不该为此批评中国。质疑者在此过程中暴露了对自身价值观吸引力的不自信。说到这里,我又想回到施明贤的那句话,必须要以充满尊重的方式进行对话。

当地时间8日上午,德国联邦议院正式选举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朔尔茨为新一届德国总理。当地时间8日上午,德国联邦议院正式选举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朔尔茨为新一届德国总理。

  帕拉特:您如何看待德国未来几年的外交政策?

  桑德施奈德:从很多角度来看,德国外交政策无疑都处在一个重大的变动期。首先是跨大西洋关系的变化,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外交政策最新的走向,欧洲已经不再是美国最核心的盟友,拜登在做决定前甚至都不问一问欧洲——无论是巴黎还是柏林,这给德国和欧盟的外交政策带来了一种震撼效应。其次,欧盟内部也存在着迷茫。我们有对外行动部门,但缺乏一个外交政策;我们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但没有人会真正宣称“欧盟有统一的外交政策”。因此德国外交政策面临巨大的挑战。

  中国是一种贤能政治。一名官员如果无法证明其具备相应的能力和经验,是没有可能当上中国外交部门的负责人的。在这一方面,中国是结果导向性的。而在德国,如果一场政府组阁谈判赶上了错误的时间节点或是不理想的情形,是可能推出一位毫无外交经验的外交部长的。中国不会出现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对德国外交政策不会带来益处。

  • 东西问·中外对话 | 美国为何热衷拉“小圈子”遏制中国?******

      中新社北京10月1日电 题:美国为何热衷拉“小圈子”遏制中国?

      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阚枫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灰犀牛”“黑天鹅”层出叠见,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抱有期待,又满是困惑。

      然而,在世界最需要和衷共济、共克时艰时,一些西方国家却基于一己之私,大搞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鼓吹脱钩断链、筑起“小院高墙”。

      改善了全球数十亿人生活的全球化真要走向终结?影响世界格局的中美关系前景如何?就此,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美国华盛顿智库全球安全研究所(IAGS)联席所长、美国能源安全理事会高级顾问盖尔·鲁夫特(Dr. Gal Luft),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翟东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丁一凡展开对话。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美国遏华,为何热衷拉“小圈子”?

      中新社记者:如何看待美国如今力推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

      盖尔·鲁夫特:我不认为加入这个倡议的国家会很热情地推动IPEF。你怎么知道两年后,另一位美国总统会不会推翻它?大家都看过美国政府换届之后的变化。此外,加入该倡议的国家也不会做有损其对华关系的事情,因为中国是它们中绝大多数国家的头号贸易伙伴。

      翟东升:在过去一年半,美国政府创造了许多新词,但这些新计划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效果。在美国国内,两党间存在严重政治分歧,甚至同一政党不同派别间也存在分歧,所以做不出什么成果。这也可能是IPEF的命运。

      丁一凡:东盟国家几乎都对IPEF没有兴趣,甚至印度也不太关注。美国想迫使这些国家选边站,但它们希望与地区所有国家保持合作。中美关系良好,这些国家处境会更好,因为与中国脱钩代价巨大。虽然美国希望它们与中国脱钩,但美国又没做好准备,或者说没能力为这些国家提供援助。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美国如此热衷于拉“小圈子”遏制中国?

      丁一凡:美国在全球有上百个军事基地,它要花很多钱来维持这些军事基地,还得调动与(基地所在的)这些国家的联盟关系。冷战之后,维持这种联盟的成本越来越高。所以,美国要找到维持这种联盟关系的外在目标。在欧洲,如果没有俄罗斯,美国就没有理由维持北约框架。在亚太,美国担心被中国赶上,所以,为保持其霸权,它就以各种方式给中国设障。

      中国就像一面镜子,照出美国的衰落

      中新社记者:中美关系目前出现困难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盖尔·鲁夫特:中美之间的问题并不关乎中国正在做什么或需要采取什么具体行动。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就像一面镜子,映射出美国的衰落,代表着美国没有能力领导世界,更代表着美国的分裂。

      中国是什么就是什么,中国不会“变成美国”来安抚美国。美国不是在告诉中国,如果你怎么去做,两国的关系就会打开新篇章;而是要求中国,你要回到贫穷,回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回到你20年前的位置。这不可能。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鲁夫特:中国像一面镜子 映射出了美国的衰落来源:中国新闻网

      丁一凡:在美国政治制度中,当它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往往会想办法找到一个外部敌人,找到一个团结的共识。美国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被中国追上,它们将此视为巨大威胁。我认为盖尔说得很对,美国越是失败,就越是把中国视作敌人。

      翟东升:中美关系何时才能最终恢复稳定,达到新平衡?我认为也许当中国的经济规模明显大于美国,中国的军事能力在某些重要方面如果也能超过美国(的时候),而那时中国仍将致力于完成和平崛起和对人类共同未来的承诺,那么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就会冷静下来,越来越多政治家就会把中国视作一个潜在的合作伙伴,而不是威胁。

      “全球化”正在变成“区域化”?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近年来全球化会遇到这么多重大挫折?这种趋势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丁一凡: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还有部分欧洲国家的社会再分配所推动的。但是,欧美发达经济体认为新兴市场国家才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它们认为全球化破坏了它们自己的利益,所以才想扭转全球化趋势。

      例如美国公开宣扬国家干预的回归,反对新自由主义。所以欧洲议会的那些立法者和美国国会议员,或鼓吹或强迫跨国公司回来,这在世界范围内带来了长期滞胀的风险,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盖尔·鲁夫特:全球化是西方的项目,去全球化也是。西方仍是任何秩序或无序的设计者,它们在自作自受。我们已经看到,全球化在面对很多全球挑战时并没有激发各国的协同作用,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在为自己服务。这是一个警示,因为我们都是“地球村”的一部分,但当真正面临考验时,全球化却惨遭失败。

      我们会看到去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强烈,也将看到从全球化到区域化的转变,世界将沿着更多地理维度被划分为小联盟,它们将能够进行区域层面的全球化,但对区域外的依赖程度较低。

      中新社记者:目前多边、自由的世界贸易秩序将在某种程度上被去全球化终结吗?同时,美元霸权会结束吗?

      盖尔·鲁夫特:我写过一本书《去美元化:货币改元,金融更序》,它说的就是反抗美元。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就是一场反抗,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起来反抗,这是对一种货币、一个国家霸权的反抗。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利用其经济实力来胁迫、制裁和恫吓。

      通过乌克兰的情况,各国已经看到西方在货币武器化方面有多么凶狠。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有两个美国冻结其它国家中央银行资产的案例,先是在阿富汗,后是在俄罗斯。在货币的历史上,这闻所未闻,让每个国家都感到不安。美国将会为此付出更多代价。

      翟东升:世界贸易会继续下去,但在未来几十年,可能会在当前的水平上停滞相当长的时间。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关注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而不是盈利性。而美国正在滥用其自身货币特权,导致这种特权有可能结束或消亡。必须有其他人站出来,为整个世界贸易结算和计价制定一个新的模式或解决方案。

      丁一凡:全球贸易不会急剧萎缩。你看中国的国际贸易额:欧盟仍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美国也是,还有个正在增长的第三市场——东盟和“一带一路”国家。对东盟国家的出口已成为中国出口的第三大支柱,贸易更多样化了。

      去美元化将是一个长期现象。短期内,国际形势仍然混乱,美元仍占主导地位,但这是短期的。美国的债务相对于其GDP(国内生产总值)来说,增长非常快,美国经济维持这种印钞体系非常危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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