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中外对话丨中国未来仍然是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吗？******
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17日公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2022年全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210207亿元人民币，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3.0%，经济增长快于多数主要经济体。与此同时，去年中国人口总量有所减少。
中国在未来是否仍然既是世界工厂，又是世界市场？全球疫情、地缘竞争，再叠加仍未偃旗息鼓的中美贸易战，又将如何影响中美两国企业对对方市场的看法和规划？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艺及《胡润百富》创刊人和首席研究员胡润就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郑艺认为，美国公司肯定会继续将中国视为首要战略市场。中国拥有世界级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系统，制造能力非常有竞争力。中国在未来很多年里会继续扮演“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胡润：外企对在中国投资仍有浓厚兴趣来源：中国新闻网
胡润表示，外国企业对投资中国依然有浓厚的兴趣。这些公司有非常长期的战略，因为中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市场，而不是“我在这里赚个快钱然后拍拍屁股就走”的地方。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外国投资仍看重中国市场
中新社记者：美企如何看待它们在华经营的前景？
郑艺：美国现在有很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通胀达到过去40年来的最高水平。美联储一直在积极提高利率，力图减缓通胀水平并重振劳动力市场。
同时，政策制定者要求美国公司“重新靠岸”或“近岸”。“重新靠岸”就是将公司带回美国；“近岸”就是将公司转移到离美国更近一些的地方。讽刺的是，如今“全球化”一词(在华盛顿)已经不是个好词了。
当前，美中关系处于低谷，美国政府出台了很多针对中国的法案，但对于美国公司来说，它们继续将中国视为非常重要的战略市场，包括美国商会的许多成员都是如此。
中新社记者：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去年上半年美国在中国的实际投资同比增长26.1%，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您怎么看？
胡润：数据表明，外国企业对在中国进行新投资依然有浓厚的兴趣。可以看看在中国的外资及港澳台企业百强，这些公司在中国大陆经营的时间平均是57年，平均“年龄”91岁。大概有15到20家公司在中国经营超过100年。
这些公司有非常长期的战略，中国对它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市场。它们可以在这里增加价值，也可以做出贡献。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些公司的长期投资和长远眼光。这不是“我在这里赚个快钱然后拍拍屁股就走”的问题，有些公司是这么做的，但这些100强公司不是这样的。
郑艺：美国公司肯定会继续将中国视为首要战略市场。美国商会的成员已经在这里做了很多年的生意了，他们在中国进行长期投资。他们在中国经营，也为中国的发展做出贡献，这已经不仅仅是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了。中国市场潜力很大，所以它们在这里有很好的销量表现。外国投资对中国市场仍感兴趣。
资料图：上海洋山深水港。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美抨击中国成“家常便饭”对商业不利
中新社记者：如今美国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如何？中美关系又会怎样影响中美两国的营商和投资环境呢？
郑艺：很遗憾的是，美国国内有种共识，就是中国应当被当作战略竞争者，因此所有的政策都围绕着这一点来制定。在过去，抨击中国通常是在政治竞选的时候，但现在抨击中国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了，这对双边商业关系不利。
我们一直认为，商业互动交流对两国都有好处。中国投资者在美国，对美国也是好事。这对美国经济确实有帮助，它创造了就业机会，也带来了税收，而且会帮助消费者。但现在的政治环境焦点更多放在保护自己的市场上。美国正在实施保护性很强的政策，所以需要一段时间，事情才会明朗起来。中国公司必须弄清楚下一步该做什么，但我们倾向于继续与中国公司合作，发展中国市场，并且乐于看到中国公司在美国做得很好。
中新社记者：中美两国之间的商贸联系可否作为“护栏”之一？商界可以以某种方式来改善关系吗？
郑艺：商业关系一直是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石，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增长巨大，在加强双边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美国是中国的第三大外贸伙伴，仅次于东盟和欧盟。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但2022年前7月中美之间的贸易总额实际上增长了近12%。
两国在经济上是非常一体化的，无论是在贸易还是在投资领域。保持这些强大的商业关系符合两国的最佳利益。我当然希望这种商业关系成为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护栏”。
资料图：美国客户参观“中国纺织品服装贸易展览会”。中新社记者 廖攀 摄中国会继续扮演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
中新社记者：纪录片《美国工厂》在中美两国引发热议，而曹德旺关于中美两国生产成本的比较，经中国媒体报道后也成为热议话题。中国在未来是否仍然是世界工厂？中国和美国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是否已经改变？
胡润：看看过去20多年来中国创造的财富，最初房地产行业风头无两。大约10年前，制造业超过了房地产。如今，房地产在财富榜单上下降，而制造业继续保持强劲。不过，这两年有一个趋势，医疗保健行业增长显著。
郑艺：从外国投资者的角度来看，中国一开始是一个低成本的制造基地，依靠廉价劳动力成为世界工厂。从中美贸易战开始，美方对中国产品征收更高关税，因此，制造商不得不把一些业务转移到像越南这样的其他国家。自疫情发生之后，制造商开始考虑如何调整全球供应链战略。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不想只作为一个低成本的制造基地，要向价值链上游发展，真正从劳动密集型、低成本、重污染、高耗能的产业转向更高端的制造，向高附加值的制造业转移，这符合中国的利益。
我认为中国将继续成为许多产品的主要制造基地，但可能会远离低成本的制造业。中国拥有世界级的基础设施和生态系统，制造能力非常有竞争力。因此，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未来很多年里会继续扮演世界工厂。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艺：中国未来会继续扮演世界工厂和重要战略市场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记者：随着中国优化调整防疫政策，消费活力也不断提升。今后，中国除了将继续扮演世界工厂，其是否也将长期作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十分重要的战略市场？
郑艺：美国商会的成员已在华经营多年，他们在中国进行的是长期投资。这些企业在中国经营，为中国的发展做出贡献。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外国公司来华建生产基地，主要是为了对中国以外的市场出口；但如今事情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大多数企业会员在中国为这个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正如胡润先生刚刚指出的，因为中国市场潜力很大，所以他们在这里有很好的销售表现。我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外国投资对中国市场仍充满浓厚兴趣，且将继续保持这种兴趣。
中新社记者：2013年，胡润曾说全中国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亿万富豪总数已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但中国亿万富豪从事慈善的比例有待提高。近十年过去，中国企业家从事慈善在哪些方面取得了进步？美国企业从事慈善有哪些成功经验可供借鉴？
胡润：慈善是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的事情，现在财富的创造速度太快，无法更快地捐赠出去，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我们做了一份100多年来全球范围内捐赠最多的慈善家报告，有几个中国人在上面。比如曹德旺，他捐赠了超过10亿美元，还有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比如已经去世的香港著名慈善家邵逸夫。美国与中国相比有税收上的优势，但问题的核心是如何以非营利的方式有效地分布这些资本。
郑艺：我坚信中国会有更多的曹德旺和更多的比尔·盖茨，美国有一个更成熟的系统来支持慈善活动，正如胡润所说，中国需要一个更有利的税收制度来支持商业人士进行更多的慈善捐赠。
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 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西藏博物馆展出的西藏卡若遗址房屋遗迹复原微缩实景。来源：视觉中国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 摄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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